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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末清初湖口县人口锐减原因浅析

时间:2021-09-30 16:12:08 寻根★问祖 我要投稿

——读《乌兔周氏宗谱》札记

江西省湖口县是一个地域、人口小县,县域总面积669.33平方千米,2018年户籍人口为298630人。其中:乌兔周氏人口为28272人,占全县总人口的9.46%。

湖口县历史上的户籍、人口在清代之前未见记载,清顺治13年(公元1656),全县总户数为4807户,人口仅5656人,户均1.18人。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,这些数据不仅数量少得惊人,而且似乎不合逻辑。但,这就是历史。下面,我们从明代中叶至清代初期150年左右乌兔周氏人口的变化入手,探讨明末清初由于人口急剧减少,造成户不成户的主要因素。

公元1500年至1650年,属于明代中叶至清代初始时期,起始为明弘治,终止为清顺治,基本属于念七公第二十世至二十六世生活年代。第二十世主要为弘治至嘉靖早期,全县同辈兄弟为858人;第二十三世大致生活在嘉靖后期至万历年间,同辈兄弟已经上升到1520人,四代同辈平均数约1150人。按人口统计概率,社会人口与单代男丁比约为6—7:1左右,也就是说,在明代万历前期,全县乌兔周氏人口应在7000人上下,全县总人口6—8万人之间。然而,从万历到顺治,前后不过80年左右,全县乌兔周氏人口下降到不足1000人,同辈兄弟平均仅200人左右。究其原因,主要有天灾、瘟疫、战争和迁徙四大因素。

天灾。据康熙版《湖口县志》记载,自万历至崇祯年间,湖口历史上屡次爆发重大自然灾害,主要有:“万历元、二年,连年大饥荒,饿死者半”;“万历十六、十七年连年大荒,饿死者半”;“万历三十九至四十一年,连年大灾”;“天启二年,正月大雪四十天,虎豹禽兽多饿死”;“崇祯元年,江鱼冻死”;“崇祯四年七月十八丑时及十月十六日夜,连发地震”;“崇祯七年三月,地大震”;“崇祯九年大旱,十年春大荒,贫民争相到都盛乡山中取白泥土充饥,多饿死”,等等。由于湖口县属江南小丘陵地带,易旱易涝,农业基础薄弱,遭遇重大灾害打击,损失尤为惨重,加上地震频发,更是民不聊生。

瘟疫。“崇祯十四年瘟疫流行,甚至灭门,次年又大疫。”旧时称天花、霍乱、鼠疫为“发人瘟”,崇祯年间瘟疫主要是天花爆发,湖口全境内以鄱阳湖水系的上、中片最为严重,长江水系的下片略轻。武山、流芳、屏峰、舜德等靠近都昌的乡村成为瘟疫爆发集中区,往往是今天为送葬人,明天即为被送人,高峰时,尸体无人安葬,只得草草掩埋了事。芦丛派的聚居地主要在流芳乡,第二十世时,同辈兄弟142人,相当于横山派的一半,与塘源、流澌、棠山派规模大致相当。发展到现代,芦丛派总人口不足横山派的五分之一,与塘源、流澌、棠山派人口相比,下降六成左右。枫林、荷垅、逢凤、棠坡、东泽在县内均属小派,人口本身偏少,又聚居在上、中片,瘟疫之后几乎是一蹶不振,人口增长缓慢,有的甚至萎缩。

战争。湖口县由于地处长江与鄱阳湖出口交汇处,史称“江湖锁匙”,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明代中叶之后,至清代初期,先后在这片区域爆发的战事分别有:“正德七年,刘六、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湖口与明军交战月余,为明军所败;”“正德十四年六月,宁王朱宸濠反,差陈贤于湖口等处掳船900余只,后被王守仁击败;“崇祯十六年夏,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破湖广,在湖口与明军交战,后转武汉”;“顺治二年,左良玉及副总兵李士元、白之裔驻守湖口,率所部3000人掠城,城中焚杀一空,3个月无居民,所过皆成赤土。”据家谱记载,不少男丁从军后生死未卜、下落不明。

迁徙。明朝是江西人口外迁最多的朝代,湖口乌兔周氏外迁基本由花尖山中心向四周扩散,呈辐射状,迁地最多的为都昌(含鄱阳)、彭泽、宿松和黄梅。这四县历史上都与湖口接壤,属毗邻地区,再往远,就是长江中下游的鄂东南和皖中南地区。超出这些区域范围的,绝大多数为异地转迁。据不完全统计,自念七公南迁至清代初叶700年间,繁衍至25代时,迁出湖口先祖共511人。其中:属宋、元时期迁出94人,占总数的18%;明代至清初迁出417人,占82%。在417人中,属明代中叶之后迁出的共达245人。可见,人口的连续外迁,也是造成明末清初湖口乌兔周氏人口急剧减少的原因之一。

从顺治中期开始,经过近一百年的休养生息,至乾隆二十年(1755),全县人口增长到174067人。因当时湖口县域面积大于现行区域,按现行县域范围计算约15万人左右,相当于2018年全县人口的50%强。但抗日战争结束时,全县人口总数又跌破10万,只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,人口才恢复稳定增长。    

念七公三十四世(芦丛派)龙林撰

二0一九年八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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